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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商承祚先生
  来源:文艺基层委 发布时间:2024-02-27

 

我所敬仰的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离开我们已有11年了。岁月的风尘虽然能湮没世间的许多事物,但却永远冲淡不了我们对这位在学苑艺坛上驰骋了半个多世纪、成果累累的学者的怀念、敬仰之情。

商承祚,字锡永,号驽刚、蠖公、愿盒、契斋等,广东番禺水口营人,1902年3月7日出生,卒于1991年5月12日。是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同时也是我国著名文物鉴赏、收藏家。他生前不仅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领域建树颇多,享誉中外,而且对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尤其是对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的文博工作极为关心,颇多贡献。从1951年至1991年他逝世时止,长达40年之久,一直担任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先后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和广州口岸文物出口鉴定委员等职,对广东省、广州市范围内的文物不遗余力地积极加以保护。后更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古代书画、明清民国时期石湾陶器、古代瓷器、铜器、端砚、古墨等文物捐献给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等文博单位收藏,为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1961年9月加入广州市文博这一行并在文物仓库从事文物保管和鉴定工作的。当时商老对文博事业十分关心,对我们这些刚入行的年轻人也十分关心。他常到陈氏书院鉴定文物,我就替他把文物从仓库里取出来,请他鉴定,使我有缘认识他,跟他学习古文物的鉴定知识,亲眼看到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护文物的事迹。本文拟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追忆他对广州市文博事业的贡献。

研究和收藏文物矢志不移

商承祚先生出生于清末书宦世家,父亲商衍鎏(1875-1963年)是清代最末一科甲辰年探花,精于诗词书画。建国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他自幼便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秉承家学渊源,随宦燕京,对古文字及古文物情有独钟,十分酷爱,自请研习金石之学。辛亥革命后,他结合学习古文字及古文物知识,开始了集藏专题文物及有关资料的活动。那时他经常出入北京琉璃厂,凡商彝周鼎、秦砖汉瓦,以及碑帖书画无所不收。1921年他到天津,拜近代著名考古学家、文物鉴藏家罗振玉为师。从此他便走上了学习、研究和收藏古文字和古文物的道路。他白天在罗家查考“殷礼在斯堂”所藏之甲骨文和青铜器,拓铭文;晚上回寓所埋头刻苦研习。在罗师的指导下,他学业进步很快。结果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的第一部研究古文字、 古文物一一甲 骨文的著作《殷墟文字类编》问世,深得罗振玉、王国维赏识。

后来,他在研究实践中,痛感当时地下文物“出土之日即澌灭之时”,便在繁忙教学之余,自觉地以收集、保存文物为己任。他频岁舟车南北,蔸求不遗余力。凡估人所鬻,力所能及,必购得之;朋好彝藏,必借拓之。并亟力传布,公诸同好研究。1933年秋至1936年,他在金陵大学聘任为教授和专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期间,集中精力专门从事甲骨文、金文及青铜器等古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先后编著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十二家吉金图录》和《浑源彝器图》等著作。皆附考释,十分详尽。抗战期间,他随校南迁,先后辗转安徽、湖南、贵州、四川等省,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仍不忘收集、保存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有关资料。当他路过长沙,看到战国楚墓出土的许多珍贵文物遭受破坏和流失国外时,更是痛心疾首,从而引发了他对楚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便向学校请留两月,专门从事调查访问和“抢救”文物史料的工作。当时他冒着敌机频频轰炸的危险,坚持深入各地,专心收集有关材料,从事实地现场考察,并逐一详细加以笔录或手摹椎拓,回到成都再加以整理写成《长沙古物闻见记》上、 下卷两册,在1939年出版问世。这在当时非常时期和没有科学发掘的条件下,无疑是极为珍贵难得的。为抢救、保存楚文化中许多濒临消失的重要资料作出了贡献。如出土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的帛书,当时处在散佚、毁灭情况下,商承祚先生却苦心孤诣地抢救、保存了两片原件百件和13片摹本和照片。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后来高度评价和赞扬了他的历史功绩。

在避难成都期间,当他知道重庆南岸及新津县郊有多处东汉崖墓,乡民不识其重要.私盗破坏严重时,立即赶赴崖墓考察、椎拓,写成《四川新津汉崖墓砖墓考略》,载于1940年《金陵学报》第二卷第二合期上。并在文末提出崖墓研究的重要价值及进行科学发掘,切实禁止私盗,保护这些屡受破坏珍贵文物的意见。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由于对文物研究和收藏一往情深,除去生活费用外,收入几乎全都用到琉璃厂 、古玩铺选购文物, 举凡金、石、陶、瓦、木、竹以及书画等,皆在他网罗之列。1948年他回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对佛山石湾陶瓷十分欣赏爱好,在古玩铺见有旧作,必定购藏,即使价昂,亦不放过。到解放初期,他共购藏得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石湾陶器170多件。解放以后,他购藏文物较少。解放初期,他在北京琉璃厂厂肆,曾购得一块商代甲骨片。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因喜其字体特大,而且在四字之中有两个新字,于是便以高价把它购藏起来,拓数纸分贻同好。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之于考古学的研究上。这个时期他共写有《广州出土汉代漆器图录》、《鄂君启节考》、《楚公蒙戈的真伪问题》、《信阳竹简研究》、《 货币文编》、《广 州石马村南汉墓葬清理简报》、《 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一块甲片的风波》、《陶都史话》、《几年来广东省文物工作的成就和一些问题的研究》、《略谈进一步开展广 东考古工作的意见》等著作。

抢救、保护文物古迹坚持不懈

1951年10月,商承祚被聘为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又被聘为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为保护祖国文物,他尽职尽责,积极努力,经常留意广东省和广州市文物古迹的保护状况,发现问题,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或施以“抢救”、保护措施。

1960年7月12日,国家文化部和对外贸易部发出《关于文物出口鉴定标准的几点意见》,确定广州为全国文物出口的四个口岸之一。而广州面临港澳,每年两届交易会又在广州举行,出口文物鉴定任务繁重。为了加强对出口文物的鉴定管理,防止超标准不能出口的文物流失国外。商承祚与其他一些专家受聘为广州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广州口岸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从1961年起,他们在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耿宝昌、刘九庵等人协助下,对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库存的数十万件特种工艺品和广州市文物商店一万多件商品,按国家两部颁发的《文物出口鉴定标准》进行全面鉴定,严格把关,一丝不苟。 历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使这一艰巨任务得以胜利完成。甄别出两大类:可作外销出境的钤上火漆印,不能出境的分别编号登记,一些较珍贵的由国家博物馆收藏。

60年代开始,他与其他专家一起,不辞劳苦地为刚成立不久的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6000多件各类藏品进行全面鉴定。计有古陶瓷、石湾陶器、古墨、铜镜、竹雕、木雕、玉雕、景泰蓝、端砚等多类。这是一项专业性强又十分繁重的工作。商承祚先生欣然接受,积极努力去完成。通过长达两年的劳动,与其它专家一起甄别出该馆藏品之真伪,并尽可能确定其作者、年代、等级及历史、艺术价值,为该馆藏品的科学编目、陈列展览及宣传出版等打下了良好基础。

商承祚先生为保护“国保”级文物单位不遗余力,对广东省、广州市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名胜古迹的保护十分关心,尤其是对“国保”级的文物保护更是倾尽心力,在文物博物馆界传为佳话。陈氏书院、光孝寺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在他的关心和推动保护下得以收回,这与商承祚等先生当年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为保护文明路中山大学旧址有革命纪念意义的文物建筑,商承祚先生等曾联合许多著名学者提出保护意见和建议,他那为保护文物而坚持不懈的“韧”的精神,至今仍铭记在人们心中。

无私捐赠国宝与众同乐

商承祚先生一生热爱文物,视文物为自己的生命,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和收藏文物,抢救和保护文物。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个人牟取私利,而是为了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正如他常说的一句话:“独乐莫如众乐是我的一贯思想主张。”所以从1964年起,他就开始向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捐赠藏品。

1964年5月,他参加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举办的“历代石湾陶器展览”后,发觉该馆藏品尚欠缺石湾陶器等工艺品,于是毅然决定把白己珍藏多年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石湾陶器和古代瓷器、铜镜、石雕、竹雕等194件赠给广东民间工艺馆收藏。这是解放以来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不仅品类多,而且内容丰富,精品不少,艺术价值较高。如172件在明清至民国的石湾陶器中,就有人物、陶塑动物鸟兽、植物瓜果、仙佛罗汉和实用或装饰器皿等类。既有名家之作,亦有无名匠师所作精品。如被誉为石湾陶塑一代宗师的明代可松,清代黄炳、黄古珍,民国陈渭岩、潘玉书的佳作就有多件。其次还有祖唐居、吴南石堂、粤彩正记、源益店、裕祯祥、池记、恒敬、安聚、日兴、瑞号、来禽轩、升名、育云草庐等名店号之作,还有霍津、霍元厚、潘铁逵、廖松、梁醉石、林棠煜、霍来、苏子云等人的好作品。也有连作者名字也没有留下的精品“明葱白釉钫”。特别值得珍视的是署“甲子乙亥”款的可松“翠毛釉香炉”,潘玉书的“贵妃醉酒”、“西施”、“童子抱桃”,陈渭岩的“铁锈釉观音”,黄炳的“树头座”、“紫均釉布袋佛”和“绿釉变红睡鸭”、“祖唐居款绿釉蟠龙纹挂瓶”、“展翅鹤”、“红釉双鹤插”等。

此外,商承祚捐献的这批石湾陶器有一些是有绝对年款的标准器,如清中源益店造的“调色碟”其底款行书阴文为“ 乾隆庚戌仲冬吉日源益店造”,查乾隆庚戌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 墨斗”是有底款“光绪十一年乙酉岁池记造”,即1885年,等,它为研究石湾陶艺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确凿的标准资料。古代瓷器方面有“宝玉”、“五代岳州窑黄釉碗”、“明龙泉青釉印花花边碟”以及三件潮州清代瓷器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商承祚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1年,但他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贡献,他的崇高思想和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他保护文物的事业已由他的后人承继,1992年5月,他的儿女们已按其遗愿将其余珍藏的文物一批,计有唐至现代名家的书画共192件及其他文物104件全部捐献给深圳博物馆收藏。

 

(文\罗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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