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广州的红色文化还是要从“四地说”（即岭南文化中心地、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改革开放前沿地）入手，广州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这是对广州红色文化最好的定义，我们的“红色”不仅仅包括了建党、建军之后的红色历史，还要把追寻的目光放得更远一些。

大家都非常熟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广州的红色文化就是从1840年开始，从那时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这些先烈的基础上，前赴后继，选择了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所以，不能单纯理解广州的“红色文化”就是1921年建党之后、1927年建军之后的事情。

从1840年开始看广州的革命史，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

一是太平天国，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于1851年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两年后攻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遭到国内外势力的联合绞杀，都城于1864年陷落，农民起义之路正式宣告失败，农民起义这条路，失败了。

二是戊戌变法，1891年，康有为就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采取新式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结合中学、西学，培养了千余名新式学子，成为“维新志士的摇篮”。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赴京发动了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揭开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6月开始实施的戊戌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做出了多项改革，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虽然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但这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冲破了封建政治思想的钳制，令维新变法深入人心，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线。但是，封建地主搞君主立宪这条路最终也失败了。

三是辛亥革命，早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 的开端——武昌起义之前，广州就于1911年4月爆发了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篡夺。于是孙中山又高举护法旗帜，在广州于1917年、1921年和 1923年先后三次建立革命政权，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与封建军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当孙中山第三次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时，感叹道：“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在这个阶段中诞生的黄埔军校和大元帅府，让广州成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但说到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片土地上依旧是行不通的。

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阶段，广州也没有缺席。1921年，陈独秀把《新青年》迁来了广州。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实现。之后，各地革命志士纷纷奔赴南国，广州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和根据地。1927年，广州起义在广州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而在最终，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

我们看一些文学作品，对于广州这些红色历史，都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反映，例如由广东省文联主席欧阳山在195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欧阳山选择了对重大历史事变进行侧面描写，“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作为时代背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主人公周炳还参加了广州起义。

直接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还有羊城晚报老社长吴有恒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风云 录》，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南海潮》 和《大浪淘沙》。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任命南征将领任嚣为首任南海郡尉。任嚣任南海郡尉后，在南海之滨古番山和禺山之上修筑了一个城垣，使之成为南海郡的郡治，这就是古番禺城，也是广州城的建城之始。2200多年来，广州一直是广东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但广州城却从没有属于自己的管辖机构。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过渡时代论》，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为“过渡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处在近代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中，正经历着梁启超所说的“过渡”。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按照西方已经成功的现代化道路，走过坎坷和曲折。现代化对于旧中 国和旧广州而言，是一次痛苦的蜕变，大的方面包括生产方式的工业化、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小的方面包括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等等。

广州在近代史上的领先，是率先将城市由“古城”转变为“新城”，由一个传统城市转变为一个近代城市，广州在这一过程中完美转身。与古代文化不同，近代城市文化之所以标新立异，是因为在文化内容、形式、主体等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点：

首先，在基础设施方面，城市与乡村分离。1912年民国成立，中国历史先开了新纪元。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广东省长陈炯明发布委任令，委任孙中山之子孙科为首任广州市长，广州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市政府。这是广州建市之始，也是中国创设市制之始。《市政改组之布告》中写道：“照得行政区域之划分，应以当地人民户口之多寡、生活程度之高下、行政事务之繁简为标准。因应时势之要求，即不能墨守旧制，而不为变更。”广州率先在国内以城市的理念建设和管理城市，成为近代中国资金、物流、人才的重要 集聚地之一，马路、桥梁、铁道、电讯、航运等现代化设施的建设，逐渐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得城市变得更加繁华、更加文明、更加宜居。

其次是城市意识的萌芽。我在自己的书中多次提及：“什么时候，城里人变为城市人？关键的第一步便是城里变成了城市；第二步是城里人过上了城市生活；关键的第三步是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城市中拥有了乡村欠缺的公共文化，如公园剧场等公共空间、报纸刊物等公共舆论、集会运动等公共社交，“城市人”形成了独特的观念形态，包括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等，以开放、理性、兼容为标榜的“城市人”有别“乡村人”，这是在封建时代未曾发生的文化差异。

第三是经济运作方式产生变化。与乡村的耕作不同，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工厂为代表的大工业、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和以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出现在城市。其中，1918年，澳洲归侨蔡兴、蔡昌兄弟，在西堤兴建高楼，创办“大新公司支店”（今南方大厦），到如今仍旧在北京路营业的“新大新”， 工商业以及金融业在广州的变化、发展，使得广州迈向新一阶级的城市化历程。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潮流是国家追求富强、人民追求幸福，此时的广州作为城市的样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变化来自广州近代文化的开创性、引领性，广州文化的“创新”品质在近代达至成熟，形成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创造新文化的胆略，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开辟探索风格。而这一特质，追根究底，来自于广州这样一个英雄城市，在岭南历史文化里渗透着的深厚的红色基因，以及由此形成的红色文化。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对于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开发包括红色史迹在内的红色资源？如何建设与传播广州的红色文化？作为文化研究权威专家，您有何建议？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不能断绝与传统文化的一切联系，更不能断绝、忽视、轻慢与红色文化的联系， 红色文化是我们的文化身份、文化基因，要通过传播疏通历史运行的河道，让历史基因在当今运行起来，每个人都要有文化自省的意识，追问“我身在历史何处”。

在近百年来，风云变幻的历史中，革命先烈追随着内心坚定的信仰而甘愿牺牲性命，在广州播撒了无数的红色种子。如今，广州依然随处可见红色文化的印记，2021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开发包括红色史迹在内的红色资源、建设与传播广州的红色文化，成为人们热切关心的议题。我们知道，广州文化，尤其是红色革命文化，对中国整个近代史进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对当代整个城市现代化进程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 的。只有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我们才能真正地对自己城市的文化充满自信和自豪。

我在创作《文化的原乡》一书时，聚焦于广州城市文化和西关文化的交织，通过回溯和追溯荔湾文化数百年的发展轨迹，凝聚广州文化的集体记忆和共识，以构建岭南文化共同体。而在于红色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打造文化共同体，不仅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横向的共同，也包括古往今来纵向的共同，从观念到行为的建构均需达成共识。作为一座多元兼容、融汇贯通、红色文化底蕴深厚的移民城市，提升广州文化自信，提升广州的城市形象，离不开对广州进行更有效、更有高度的定位、评判和富有导向的传播。

我在《文化的原乡》中写道：“如果说，历史、文明史、城市史是宝贵的财富，传承得当，就会增值，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包袱。同样，历史可以给每个人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对历史的认识，和爱国精神的培育是分不开的，也不妨说，和爱城爱家的自觉自信、认同共识是分不开的。”因此，文化自信必定建立在理论提升和认知的共识上，从广州红色文化，认识到广州在革命史上的重要性，这也是新老广州人热爱广州，拥有家园感的最好理由和坚实 依仗。在这个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能启发、带动大家对红色文化的传播和建设。

同时，文艺作品是传播红色感人力量的重要载体，文化是彰显地域特性与呈现艺术魅力的基础，对于本土文化价值的认知是文学的使命之一。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提到的小说《三家巷》、《山乡风云录》，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南海潮》和《大浪淘沙》，这些都是以小说、电影的模式，通过更多的文化传媒方式，向大众传播本土文化，传播红色力量。

以文化为底色、以历史为图谱展开具有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具有对真善美、对革命历史的深入挖掘和准确把握的文学表达，在文化引领生活、在现代化把传统带到未来的传承里，它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来源：广州市岭南建筑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文\梁凤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