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七十周年有感
我出生于1939年9月16日，即农历八月初四，刚好比共和国大十岁。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见证了共和国成长的全过程。我为祖国从过去贫穷落后变成今天的繁荣强盛而深感自豪！
解放前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家乡粤西革命老区度过的。粤西茂名市革命老区包括高州、化州、电白、信宜、茂南等市县共97个镇，4220个村庄，约有人口150多万，曾参加革命斗争者无法统计，单经省政府核准的革命烈士就有951人（以上资料来自家乡党史），其中我们狮子坡村就有我的两个堂叔卢初隆和卢俭隆。我虽然出生于抗战时期，但日寇只到湛江，没到我们茂名高州。那时候我们粤西地区的农民确实太穷困了，就算是风调雨顺的丰年，一年到头都是以蕃薯、稀粥充饥的，只有过年和过民间大节才能吃上一餐米饭，如遇灾年更是苦不堪言。
令我最难忘的是1946年大旱灾的惨状。那年大旱灾，正值春耕时节，好几个月没下一滴雨，当时没有任何水利工程。只见水田龟裂、小河断流、勒竹开花，田间作物全部干枯旱死。最惨是到那“青黄不接”时段，常年赖以填饱肚子的冬植番薯也颗粒无收！饥饿的灾民把田野间、山头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取来充饥。小小一个只有百多口人的狮子坡村竟然每隔三几天就饿死一个大人。至于那些小孩就更惨了，个个饿得面黄骨瘦。如果一旦得病，那就必死无疑！我那一岁多的六妹小冰，就是死在当年的春天。我还清楚记得那天我从外面钩干柴枝回家，听到母亲在房间哭泣，再看病卧在床上的小冰妹妹不见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禁跟着流下眼泪。母亲叫我往灶头揭开翻转的碗，取走那盖着的一个铜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只好照办了。此事距今虽有七十余载我却记忆犹新。小冰妹逝后不久，我们家完全断粮。母亲背着五弟往舅父家探亲。(讲得贴切些是逃荒)我不顾母亲抽打，哭喊着跟到河边。由于母亲怎么也不答应带我，就被姐姐强行拖回家。此情此景，在我后来的恶梦中也多次出现而被惊醒。随后我们向相邻的八婶借了一唛米。(约为半市斤)三个人用这一点点米煮稀粥捱了三天，第四天就到 “三角地”把那还未全熟的“坡禾”(即旱地早熟稻谷)收回来只去谷壳就煲粥，直到母亲带口粮回来。
1946年对我们家来说可算是祸不单行。一个是家乡的特大旱灾；另一个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的迫害。父亲从高州德明中学转往香港德明中学当教职员。与他一起前往的还有共产党员、沙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车俊伦等两人，但只有我父亲一人有工作，需要资助他们生活费，直到这俩人转回茂南游击区。不久，父亲又得了一场大病，几个月没寄钱没写信回来，这真是雪上加霜！
1955年全家福 前排左起：大哥、七妹、父母、八妹、后排：五弟、堂兄、本人、二姐
旧中国的农村，广大农民食不裹腹、衣不蔽体，更别说什么医疗卫生了！所以人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婴孩的成活率甚低。就以我的父母为例，解放前共生了四男二女，最终只有三男一女活下来。究其原因，主要是解放前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了！特别是接生，我们家乡全部是由产妇自行接生的。更可悲的是乡规规定不能靠任何人帮忙，连自己的家婆也不例外。媳妇就算是生第一胎，家婆也只能在房门外教媳妇如何分娩、剪脐带等，所以如果遇到难产，母子一定共赴黄泉。 (据说，我母亲是“填房”，在她之前父亲曾娶了一个姓吕的姑娘为妻。不足一年，就因为难产而去世。所以至今家乡还留下我们大妈的坟墓，每年清明本房的姪儿姪孙都当祖坟拜祭。)就算是顺产，因为剪刀等接生用具都没有经过什么消毒，以至婴儿出生后，不少因患破伤风而夭折。其中我对上的三哥就是实例之一。
我出生于高州市的 沙田镇 狮子坡村，离有名的1928年沙田起义发生地仅有2公里。父亲卢汉隆和堂叔卢庾隆就参加了沙田起义。本村农民还解救了被围困的起义军首领车俊伦、李雅可、李雅度三人。我的两个启蒙老师：堂叔卢初隆——是我同班同学卢德恒的父亲和一个信宜人任鸿洲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卢老师和另一个堂叔卢俭隆是1948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我叔父卢伯隆是1946年入党的离休干部。
在卢初隆、卢俭隆等烈士牺牲的金坑建的纪念碑
沙田起义烈士陵园内纪念碑背面的碑文 其中卢初隆、卢俭隆两烈士是狮子坡村人,我的堂叔只是职务有误,其实卢初隆是祥莲乡的正乡长
所以我童年时代就听前辈讲过革命经历和亲自见证了一些革命斗争史实。通过革命先辈及其后人核实具体细节，借建党90周年的机会，以愐怀革命先烈之心写成了《粤西老区三个革命故事》：(一)“公鸡开轿门”主要讲述沙田起义的经过；(二)“大兵围村”是1946年游击队袭击国民党运输队，缴获武器物资的一场战斗；(三)“我的两个启蒙老师都是地下党员”主要是两人的革命事迹。
1949年11月我家乡解放，未满19岁的哥哥卢希尧参军，并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还荣立三等功。父亲在配合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后也离开东江纵队到广州市政府工作。因当时干部是实行“供给制”，每月只发旧币2万多元 即新币2元多生活补贴。不可能再寄钱回去养家，只好要我母亲带我们三姐弟来广州谋生。于是我们四人1950年4月来到省城广州市，开始了新生活。
新中国建立七十周年，已经从一穷二白变成举世触目的强国。人民生活水平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这四十年！
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由于国外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封锁和干扰；国内美蒋特务的破坏和阶级敌人、封建残余势力的顽抗，以至国家只能以巩固革命政权为中心，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而经济方面受国际经济封锁的影响，被苏修的苦苦逼债 以及无偿援朝、援越，援助第三世界穷国，却自己遭到特大自然灾害也谢绝一切国际 援助等原因，全国人民的经济收入都很低：城镇职工实行“合理低工资制”，从平民百姓到国家主席，每月工资都只有二三十元到三四百元，而且没有奖金和任何补贴；至于农村的农民收入就更低。也由于这阶段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力落后，加上天灾人祸，以至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只能凭证限量供应。可以说这三十年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解放前有很大提高，却还是比较艰苦的。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神洲大地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国人、世人都有目共睹，无需我多说。在此我只把自己和我的小家庭的巨变讲述，就足矣说明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伟大！下面我主要通过经济收入、衣食住行这五方面的具体数据来阐明：
1、经济收入：1959—60年 每月35.5元；60—74年 43.5元 ；74—79年 45.5元 ； 79—84年工资改革前 54元 (爱人每月40.5元) 工资改革时速增到几百元；至89年调往23中时是700多元(第一年减收近百元，后来补发)1992年是800多元，刚好要交个人收入所得税。 1999年退休时工资是452元加领终身从事教育奖，再加上补贴，合计有一千元多 ；退休后这十九年收入增加得特别快，最近总收入已达到近万元，老伴没有参加职称评审，是教师中最低工资者，近日也有七千多元。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2、衣：1978年以前，直到取消每年靠1丈3尺6布票购衣物，都是每人一个中型皮箱就可以装齐全部衣物；94年开始俩老合用一个大衣柜；近几年变成每人两个衣柜，一个鞋柜。
3、食： 过去，粮油副食品全部凭票证供应；取消票证后95年开始5个人用一个冰箱；现在俩人就用两个大冰箱；每餐有鱼、肉、蛋、蔬菜、水果等，还经常上酒楼饭店进餐。可以说比解放前不少地主、资本家还要好！
4、住：按使用面积计算，1958年至1994年全家6到8人租住24平方房屋；1994年9月至2001年，2到6人租住56方房屋；2001年我俩有幸搭上“福利分房尾班车”购有82方的电梯楼房一套；现在我的小家庭共8人在本市就购有5套房屋。还在外地购置了三套休闲度假房。
5、行：1978年全家只有一部自行车，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有摩托车，1993年一辆货车，现在小家庭共8人就有4辆小车，5个有证司机。俩老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还利用节假日到各地自驾游。出行极其方便。
综上所述，我这个八口人的小家庭，没有一个是从政或经商的，全部都靠每个月的工资过活，而且也没有获得高级职称的高工资人员，只是全国亿万个家庭中最普通的一个小康之家。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我怎能不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呢！更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步入耄耋之年的今天能过上那神仙过的日子呢！难免会情不自禁振臂高呼：祖国万岁！ 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照片左面是：女婿、女儿和外孙女 ；右边是：儿子、媳妇和孙子
（图文/卢希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