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参政党；话语体系；话语权；参政党话语体系

导言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Harris) 在1952年美国《语言》杂志(Language)二十八卷发表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它标志着现代“话语理论”的开端；此后“话语”、“话语体系”“话语分析”等术语不断出现在论者的著作中。运用“话语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近年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例如：李忠杰的《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1］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话语；许怡的《民主党派话语特点及话语权初探》［2］关注中国参政党理论及其话语……等等。本论文从现代“话语理论”出发，从理论界定、基本形态、个性特征等侧面对“参政党话语体系”的论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话语体系”与“参政党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是指作为人际交往沟通手段的言语活动在一定社会境遇中运用的范式，即承载说话群体的主观意志和思想的完整有序的话语建制。“话语体系”不是指语言学上的各种规范，也不是指个人的言说行为，而是指言语文字活动与社会境遇之间构成的一种建制性关系的完整系统准确的体现，它是为完成某种社会功能而存在的。

简而言之，所谓“话语体系”就是思想理论的载体，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境遇中，能够完整准确地表达某种思想或理论的言语和文字体系。各种不同“说话群体”在身处的不同社会境遇中，在获得“话语权”（Discourse power）即言说和文字活动的权力的前提下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话语体系：党政领导干部圈子形成的是政治话语体系，专家教授学者们形成的是学术话语体系，企业家和生意人形成的是工商业话语体系，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形成的是文学话语体系，娱乐圈形成的是文艺娱乐话语体系，市民百姓形成的是市井通俗话语体系等等。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已经彻底抛弃了国民政府时期既往的话语体系，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一整套成熟的话语体系；随着中国社会境遇的转换，执政党适度地更新其话语，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补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地位得以确立；自此，民主党派获得了社会政治生活的适度“话语权”，在执政党的影响之下，也逐渐形成其话语体系。

所谓“参政党话语体系”是指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大境遇中，在与中共的党际交往、民主党派之间的党际交往，以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交流之中，为践行参政党核心价值观、宣传其政纲政见、弘扬参政党文化、展示参政党形象而形成的一整套言语和文字体系。

二、参政党话语体系的基本形态

“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的载体”——这是现代话语理论最基本的观念，基于这个基本观念，我们来考量参政党话语体系。参政党自法律地位确定至今，其思想理论体系已趋于成熟；参政党话语体系也随之逐渐形成，它包括参政话语、议政话语、协商话语、监督话语、组织话语、形象话语、历史话语、党际话语……等等实际内涵；参政党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话语参与”，即以其独特的话语对中共和政府的大政方略和具体政务发表意见建议；在正确行使《宪法》赋予的话语权的过程中，参政党话语体系形成了其基本形态。

其一，“政党政治”的形态。

所谓“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是指政党为实现其政纲和主张以掌握或影响国家政权，使政党意志变为国家意志而展开的政治活动。参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共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民主党派是为了搞“政党政治”而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参政党话语体系充分体现出“政党政治”的形态，民主党派的政治报告和各类文件中密集使用了诸如“以党为师、立党为公、参政为民、协商为本、合作共赢”“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风雨同舟”“党际和谐”“政党生态”等等言语和文字。民主党派的党章、党纲更是集中体现参政党话语体系的“政党政治”的形态。例如《中国民主同盟章程》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中国民主同盟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维护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整段文本集中清晰地呈现了民盟话语体系的“政党政治”的形态。

其二，“利益代言”的形态

现代政党政治中存在着利益驱动机制，参政党为其代表的社会界别或社会阶层表达利益诉求，争取正当权益，是其重要职责之一。在参政党思想体系中，“利益代言”的理念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参政党话语体系呈现出“利益代言”的形态，例如，《中国农工民主党章程》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具有政治联盟特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它表明农工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是农民和工人，而主要是医药界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农工党的调研报告和其他文件中一度多处出现诸如“缓解医患矛盾”“完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构建医患和谐”“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等言语和文字，清晰地呈现了农工党话语体系的“利益代言”的形态。又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章程》也作了如下表述：“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性质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可见民进代表的利益集团之一是教师群体，因此，民进的调研报告、集体提案、个人提案和各类文件中一度密集使用了诸如“落实《教师法》，提升教师待遇”“依法治教，稳定教师队伍”“关注教师群体健康状况”“呼吁教育资源均衡化”等言语和文字，清晰地呈现了民进话语体系的“利益代言”的形态。

其三，“辅国佐政”的形态

我国的政党政治格局是非竞争性的，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被定格为参政党而绝不可能越位成为执政党，或嬗变成为在野党、反对党；参政党的基本职能是促进、辅佐和监督共产党的执政活动，且称之为“辅国佐政”。这一观念已成为参政党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一个亮点。因此，参政党话语体系充分体现出“辅国佐政”的形态，参政党尽管可以对某一施政方略进行严肃甚至是尖锐的批评，但其话语体系中一般不会出现恶搞攻讦、责骂挖苦的言语和文字；而是在充分细致的调研的基础上，使用有理有据的、具体的、善意的、建设性的言语和文字，提出可行的方案建议或中肯的批评；其话语表达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地辅佐执政党更好地治国理政。例如，民进广州市委连续八年向市政协提交了《泥水并重，加强我市污泥处理处置管理》《关于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于河涌的建议》《关于加强地下公共空间环境质量的监测与控制的建议》《规范电子垃圾回收拆解，确保电子垃圾产业的健康发展》等多个关于环境保护的党派集体提案，其话语表达非常务实科学、有理有据、深刻得体，而且富有建设性。其中，没有出现诸如“强烈抗议”“坚决抵制”“彻底揭露”等指责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失误的“话语匕首”；也没有出现诸如“坚决拥护”“完全赞成”“方案仅供参考”等不负责任的“话语泡沫”。在揭示问题和分析现状时，多使用诸如“隐患令人担忧”“污染不容忽视”“情况非常严重”“措施未能落实”“问题亟待解决”等言语和文字；在陈述方案建议时多使用诸如“完善监测系统”“创新监管模式”“强化政府责任”“解决问题刻不容缓”“构建评估体系”“给予资金倾斜”等言语和文字。其清晰地呈现了民进话语体系的“辅国佐政”的建设性形态。

三、参政党话语体系个性特征的构建

某种话语体系一旦创立，就会形成一些规范，以制约其圈中人的言语文字活动。参政党话语体系的基本形态一经确立，一些有形无形的规范就随即形成，例如：“宪政规范”，它要求参政党话语的运用要在宪法和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又如：“角色规范”，它要求参政党话语的运用要符合政治角色定位，要符合“尽职不越位”的角色规范等等。

参政党话语体系既要体现一定的个性，又要融入政党政治和社会交往的主流话语之中，那就显得不那么容易了。本文第二部分论述的三个要点只能说是其宏观形态的表现而不能说是个性特征。然而，话语体系具有身份识别功能，其特征和风格的模糊化，就会混淆说话主体的社会身份。因此，一种话语体系理应呈现一定的独特个性，才能区别于另一种话语体系。由于思想理论体系的相近，参政党与执政党话语体系必然具有相似之处，但绝不能完全雷同或趋同。笔者认为，参政党话语体系的个性特征尚未完全形成；参政党要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话语体系，就应该重构或构建其个性特征。例如：

其一，“民主话语”的特征

民主党派是民主运动的产物，各民主党派成立伊始就把民主政治视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和终极理想追求，其思想体系浸润着民主元素。民主党派的话语体系明明白白地承载着民主理念：其政纲和各种演讲、宣言和文章一度密集使用了诸如“促进政治民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民主方式改组国民政府”等言语和文字；民盟领导人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真理永存”“正义杀不完”“争取民主和平”“真理必胜”等语词贯穿全文。可见，此时的民主党派话语体系早已明显呈现出“民主话语”的个性特征。

在新的社会境遇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全新的内涵，参政党的参政议政行为模式也发生了演变。然而，参政党“探寻真理、追求民主”的政党意识绝不能消亡。参政党要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发展和改良协商型政党政治制度和协商型民主，要为稳妥地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贡献。假如放弃了“追求民主”的理念和理想，参政党就等于断掉了脊梁。因此，参政党应当在其话语体系中重构“民主话语”的个性特征。

然而，各参政党现有的话语体系中，体现民主元素的语词和文字虽然还清晰可见，但并非处于比较突出的地位。各参政党为其核心价值观设计的话语表述就很能说明问题。例如：民盟的“同盟、同志、同心、同德”；民建的“同心同行、爱国为民、团结奋进、求真务实”；九三学社的“科学与民主”等等。其中只有九三学社的表述话语突出了“民主”这个语词；而民进有些地方组织却主张采用民进创始人雷洁琼的题词“以党为师、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服务为本”为表述话语，把原先表述话语中的“爱国民主”的词组隐去，认为其意思已经包含在雷老的十六字题词之内「3」。笔者认为，民主党派的话语体系不应再有意无意地回避“民主”“自由”“真理”“宪政”等语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话语应该是“自由、民主、文明、和谐、富强”五个语词「4」，其独特的思想和话语表述，对重构参政党话语体系中的“民主话语”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其二，“诤谏话语”的特征

“诤谏”是具有中国传统“士文化”元素的语词，“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警世哲语体现了古代士人的“诤谏精神”。新中国历史上不乏像黄万里和梁漱溟等铁肩担道义的“谔谔之士”。当代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是平等的“挚友”“诤友”关系；所谓“诤友”就是能够直言劝谏的朋友。执政党是非常愿意和乐意听到劝谏的；参政党既要接受领导，也要“谏言立论”；满口“坚决拥护，完全赞同”之类的话语泡沫，是执政党不愿意看到的。参政党应培育本党派秉笔直书、谏言立论的现代“诤谏之士”。

然而，在体制内的大小媒体之中，却很难听到民主党派的诤谏话语；其实，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参政党缺乏诤谏精神，而可能是表现平台过于狭窄。像“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党就有危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这样精彩的个性化的诤谏话语，却不是出自参政党，而是出自执政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5］；笔者在高声叫好的同时却为参政党感到有一点遗憾。回顾一年多前重庆“唱红打黑”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人们就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谬误和荒诞，然而，即使参政党成员对此颇有微言，其诤谏话语也无处可发表。笔者认为，参政党话语体系中的诤谏精神不能被淡化，“诤谏话语”的个性特征绝不能缺位。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人们的社会视野越来越开阔，思想越来越开放。日前主流媒体《环球时报》“允许适度腐败”［6］的奇谈怪论一发表，立即遭到各种媒体的猛烈批评。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体制内的大小媒体已经构建起诤谏话语的舞台，而且话语强度越来越大；因此，参政党应当在其话语体系中重构“诤谏话语”的个性特征，并在社会交流的话语舞台上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其三，“公众话语”的特征

现代话语理论认为，言语文字活动与社会境遇之间构成建制性关系，什么样的社会境遇就会建制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参政党的“官方话语”在参政议政、协商监督、党际交流、党内会议等社会境遇中建制完成，这种具有一定范式的“集约共语”在参政议政、协商监督、党际交流等活动中，在政治报告、调研报告、提案议案等文件中必不可少。

然而，参政党还处在一定社会公众的境遇之中，其公众话语呼之欲出；它将是一种个性化的、形象化的、通俗易懂的话语；它由参政党的官方话语转换而来。然而，当前参政党的展示平台还相对比较狭窄，其各种讯息和话语一般只局限在各参政党自己主办的报刊和网站上。参政党与社会公众直接交往的范围、密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公众并不很了解参政党，诸如“民进是阿扁的党”“民革是国民党”，把九三学社说成“三九胃泰”之类的政治笑话屡见不鲜。参政党话语体系中的“公众话语”特征还没完全形成，像“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摸着石头也不过河”“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等形象生动地言说大政方略和社会现象的公众话语，在参政党话语体系中还是比较少见。

参政党当中也有不少善于把官方话语转化为公众话语的学者，前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广东地区民进会员中流传着他的一段“轶话”：在民进广东省委的座谈会上，有人抱怨其提案得不到重视，许嘉璐幽默地说，参政议政提案议案的提出要把握时机，公鸡总是半夜啼叫，就会影响他人休息；但如果公鸡总是在太阳照屁股时才鸣叫，那就毫无用处；只有在破晓时引吭高鸣，这只公鸡才是称职的。这段话语被誉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鸡论”。然而，这样从方法论视野诠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行为的精彩形象生动的公众话语，在参政党话语体系中却并不多见。

公众话语贫乏可能会导致参政党话语体系被边缘化。因此，参政党应当为其话语体系构建“公众话语”的个性特征，以形象生动通俗的公众话语经常反复地推介自己的政治主张、政党文化和政党形象，增强在社会公众交往中的影响力。

结语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节目主持人倪萍面对众多媒体直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这句“雷语”实际上折射出一个带有理论色彩的问题——“话语权”问题，它表明了倪萍轻易地放弃了《宪法》赋予她的参政议政话语权。

所谓“话语权”是指说话群体或个体对社会事务表达立场观点、意见主张，并提出利益诉求的权力；拥有了话语权，就具备了对社会舆论、社会现实、社会走向的影响力。《宪法》赋予参政党适度的话语权，它就具备了适度地影响社会舆论、社会现实和社会走向的权力；参政党绝对不会像倪萍那样轻易放弃得来不易的话语权，而是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出彩。有论者强调，参政党的话语权相对弱小，应该构建参政党话语表达的绿色通道［7］。笔者认为，这些对客观环境诉求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参政党更应从主观因素的角度去反思自身。参政党的话语权与话语体系之间构成的是互动关系：获得了话语权，参政党话语体系的构建才有意义；而话语体系的完善发展和个性特征的构建，则会使参政党在话语舞台上的表现更为精彩，从而巩固了其话语地位和话语权，其话语通道也就会更为畅顺。

参考文献

［1］李忠杰．谈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国际化[N].北京日报，2012-5-14

［2］许怡．民主党派话语特点及话语权初探[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 (5)

［3］龙向阳．关于“政党核心价值观”的思考——以中国民主促进会为例[Z]， http://www.gdmj.org.cn/plus/view.php?aid=1135

［4］程恩富．核心价值观凝练的五个方面[N]. 光明日报，2011-3-28

［5］《人民日报》评论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N]. 人民日报，2012-2-23

［6］《环球时报》社评．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N]. 环球时报，2012-5-28

［7］张丽萍，马进．加强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机制建设问题探讨[J]. 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2）

作者简介：谢炜如，男，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民进宣工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