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就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国政党，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从“民主促进会”这个党派名称就可以知道“民主”是其价值追求所在，这不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有其重要价值，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民主促进”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党派工作应该更加着力的地方。

一、历史上民主促进会的民主追求

民进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大多是上海文化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总方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民进成立时的宗旨是：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民进成立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民主》﹑《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即结束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了上海60多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还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在“六?二三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身受重伤。1947年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民进被迫转入地下，主要领导人转到香港继续斗争。

从民主促进会成立的宗旨和后来的一系列争取民主的工作和斗争，可以看出民进会的追求是实现政治民主，也是在这一原则下，当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主要领导人也先后由上海及香港转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支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并诚恳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1949年9月，民进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纲领在当时有着宪法的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二、建国后对民主的价值追求转变为与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

民主，不单是民主促进会等民主党派的的价值追求，它同时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做出了实行民主的承诺。人们都记得，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著名的“窑洞对”。毛主席答应，执政后要走民主的道路，让人民监督政府。同年他在答复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说得更为明确。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和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上下均认为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完成。鉴于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形成，民主促进会的价值追求已经实现，故这一党派可以解散了。但考虑到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建设方面长期共事而形成的革命友谊，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希望各民主党派要继续存在下去，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则，共同参与国家建设，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一方面参与国家管理，在各级各类的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进行监督，提供建议和意见，在智慧上对各项社会管理工作提供支持并进行督促。

民进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国家政权。1956年8月和1958年12月，民进先后召开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和“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团结﹑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出版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民进被迫停止活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进恢复了活动。1979年10月和1983年11月，民进召开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此后，民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业已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履行自己政党的职能，继续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认真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同时，民进为实现教育是立国之本，文化出版工作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等主张，对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科技事业的建设和改革，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办了许多实事。1988年11月，民进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其宗旨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指导，促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民主促进会作为参政党，一种辅助力量，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职尽责，但对于民主制度的追求则淡化了许多，对于制度建设中民主制度的落实和在执行过程中是否民主的表现的监督都显得很不足够。这当然是跟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有关，也跟党派成员对于民主价值的追求不够坚定不无关系。

三、新时期的民主政治制度状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成为新时期奋斗的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通过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正确把握住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定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下仍能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增长110倍，即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的因素，增长也达到20多倍。作为工业能力的钢产量，2006年我国已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产量总和。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管理制度也逐步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作出改变，中国经济社会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工作为主线，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但这三大转型带来了三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8，1%的人掌握了41.4%的财富，2009年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达到32万人，总共掌握超过9万亿元。垄断行业的职工数占8%，但工资与福利收入却相当于全国职工的55%。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出。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治安乱等问题导致怨言甚多。三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我国的腐败现象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不单行政官员腐败，连执法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可作监督作用的媒体舆论都发生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严重得多。我们的行政管理成本也高达20%左右，远高于日本的2.3%，英国的4%，甚至比最高的美国的9.9%还高了2倍。

以上这些问题的发生，说明了我们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在“富强”为目标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建设还相对滞后。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体制建设必须提上日程，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日益显得重要，民主促进会的民主价值追求在新的时期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这应是我们党派工作更加着力的地方。

四、新时期民进应承担的民主价值追求

长期以来，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经济建设，而在政治宗旨和组织建设上都没有把民主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目标，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应把民主政治的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中进行研究，为社会的政治体制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这也才真正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大力支持。在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历史时期，笔者认为民主促进会可以承担的民主价值追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契合关系。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的特点，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始国，列宁回答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他声称，“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罗莎?卢森堡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一种小集团的专政。“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显然，这两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读似乎都与民主政治有悖，但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如何在专政和民主之间在找到契合点，既能体现我们国家的阶级属性，又能让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实现其民主追求产？

二是分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各种不民主的现象的根源在哪里？

这是制度上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在政度设计上有很多的约束专制权力的方法，包括共产党内的纪检、作为权力机构的人大，作为协商机制的政协、代表舆论的媒体等等，这些方法在制度上是充足了的。在人性方面讲，生产落后，思想相对保守、缺乏自信的民族是会崇拜英雄，希望权力集中于清官的，这个特点刚好为专制极权作了准备。从历史上看，抗日战争时期以“三三制”为基础的政权和会议制度是民主制度的初步尝试，但自1942年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后，对党内民主就淡化了很多，很多事情遵从“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作为战时体制有其特别的价值，但这也反映了当时人性对于极权的追求。那么作为一个从百年屈辱中走过来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否在现阶段我们还难以在民主政治上达到一定的高度？

三是先行先试，在民主党派内部工作和党派成员所在单位和机构试行民主管理。

民进既然对民主有着天然的价值追求，那么首先应当在自己党派内部及成员所在的机构试行民主，摸索民主实践对民主政治落实过程中发生、发现的问题，汇总经验，总结规律，使之成为社会民主管理的经验，提供给执政党和政府参考，对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实践上的支持。当然，我们作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参政党，我们的会内制度建设和民主实践都应与各级党委进行主动的沟通和协商，以取得支持和谅解。

参考书目和文章：

1、《广东民进60年》  中国民主促进会广东省委员会编  2008年

2、《中国民主促进会章》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07年12月5日通过

3、《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周瑞金   2011年9月

4、《政治体制改革躲不开绕不过》虞崇胜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