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信泉

我自1949年举家从香港回穗定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生活、工作了40多年，与祖国人民一道虽历尽坎坷，但初衷未改。回溯往事，恍如烟云浩渺，不禁感慨万干。

风雨飘摇中选择人生路

我出身于国药业世家。20年代，先父何尔昌在香港经销中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创下了一份家业。他是香港中药联商会、旅港南海商会的创办人之一，立志为祖国的工商业发展尽力，在香港工商界属知名人士，曾出任香港东华三院主席及保良局首席总理多年。父亲的爱国敬业思想对我颇有影响。三十年代，我因父病辍学经商，继承父业，在香港、广州等地经营国药外贸商业和制药厂。经过多年的努力，分支机构遍及天津、上海、广西、南宁、柳州、云南、昆明及四川等地，商品远销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在当时的香港商界中声誉渐起。1948年，我届而立之年，被推选为广东省商业协会常务理事、广州市商会常务理事、南北药材商会理事长和广州进出口贸易商会常务理事等，在工商界开始小有名气。

我那时正当盛年，怀有一股锐气，想干一番事业。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军阀强抢豪夺，苛捐杂税如毛，致使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外，凡从事正当经营的民族工商业无不遭遇严重的困难。至解放前夕，我的家族在国内各地经营的工商业，因生意不景气、买家赊货欠债过多，无一不亏损，濒临破产的边缘。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下，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我纵有实业报国的志愿，却遇不到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难逃破产的命运。

我的表兄陈秋安（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曾任岭南大学教授、广西银行行长，他前期从事民主运动，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解放初期，他曾出任民进广州市委会筹委会主任、广州市副市长。在他的影响下，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逐渐了解中国共产党解救中国人民于危难的宗旨，加深了对当时国内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的认识，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陈秋安表兄的指导下，我曾协助组织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为了揭露官僚买办阶级通过他们控制的所谓国家企业垄断商品进出口批额证，压制摧残民族工商业进出口商人，黑市出售进出口许可证以牟取暴利的行径，我曾撰文在报刊上揭露其内幕，作不平之鸣。由此激怒了权贵们，他们扬言要与我“算帐”。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大肆贪污，造成日甚一日的恶性通货膨胀，一至十元的小额钞票在商场上被称为“湿柴”，只抵大钞的五折。香港等地一些零售商就低价在市场套购小额钞票，用大麻袋载来向我们批发商交货款。这样，批发商不仅难以清点，而且收下来就已亏蚀大半。当时我任广州国药商会理事长，为了维护商会会员的利益，就以国药商会的名义向所属干余家会员发出通知，进行抵制。国民党政府借此诬陷我蓄意破坏金融，扰乱市场，扬言要追查法办，极尽恐吓迫害之能事。广州解放前夕，我籍广州市商会常务理事职务之便，保存了商会的财产和全部档案资料。1949年，举家毅然由香港回穗定居，受到了人民政府的欢迎和信任。

解放初期，我被推选为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后任筹委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筹委会常委兼工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直接为社会服务。

殷殷深情下扬鞭自奋足帝

回顾我跟随共产党甘苦与共的40年，我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民族工商业的关怀、信任和引导的殷殷深情。

l950年夏，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当时叶剑英同志是解放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南分局广东省的领导及广州市市长。他在百忙中请我们在中南海他的住所共进午餐。当我们到达时，叶剑英同志早已在门口等候。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坐下来就询问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还鼓励我们要好好地工作。他亲切而诚恳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印象之深，毕生难忘。也成为我日后工作遭受困难，情绪波动时的鞭策和鼓舞。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随身带着照相机，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时，和我们在台阶上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保留的最珍贵的照片。“文革”期间，我被抄家数次，书画，摄影作品以及许多重要财物均一扫而空。唯独这张照片我事先托寄在一位朋友家里，得以保存下来。我把这张珍藏的照片翻拍后分别赠送给儿女，以留永念。希望他们能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二十年代，先父与中医药界前辈鉴于中医国药日趋衰微，直接影响中药的销路，他乃矢志干中医中药的改革。联合港穗中医药界，集资在广州大德路创办了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及附属中医院，培训中医药专门人才。当时办学阻力重重。发展十分困难，我曾出任该校粤方董事长。解放后1952年，我征求港穗双方董事会同意，将广东中医专和附属中医院一切财产捐献给人民政府，由省卫生厅接管。同时，我们又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国第一间中药提炼厂----星群制药厂，继续进行对中药制剂的改革。由于党和政府大力扶植中医药的发展，1956年在原来中医专和中医院的基础上，成立了广州中医学院，直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35年来，该学院已发展成一个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的中医药高等教育、科研、医疗基地。学院现拥有七个研究所，四间附属医院及一所中医药学校。历届毕业的高级中医药人才达10000多名。近年来我积极为学院沟通海外中医药界的关系，并出任广州仲景中医药奖励基金会副会长，动员海外有识之土捐献教育基金、教学设备和救护车辆。我和我省中医药界前辈们所梦寐以求的夙愿，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实现。我因此感到由衷的快慰。

我现已届75岁高龄，晚年除了继续尽到在工商联岗位上的职责外，还决心抓紧时机多作贡献，以弥补过去失去的宝贵时光。我力争多做社会公益事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1989年我被推选为广州培正中学（我的母校）董事会副董事长，近年来与校友们共同努力，为母校筹集兴建校舍如百年周年纪念堂、胡忠纪念堂科学大楼、教学大楼等款项及筹募各项教育基金1200多万港元。

相知相识里矢志求无悔

我在工商联工作，与不少党的领导干部接触，目睹他们坚持原则、贯彻政策、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地忘我工作地许多动人事例，使我感动至深。特别是他们掌握政策地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我的印象中难以泯灭。例如在“三反”、“五反”中，广州市不少私营工商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收到教育和处分。广州侨光制药厂，是规模较大的企业，两位厂长都是私方人员，运动初期，被认为是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户，他俩一度被拘留审查，企业陷于停顿状态。后经过工作组深入调查，核实资料，落实政策，两位厂长无罪获释，出来违法行为予以处分处理外，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外贸部门支持该厂产品外销，工商部门协助解决原材料供应，使侨光药厂在危机中重获新生，两位厂长也在接受教育后继续得到重用，后来还担任省、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等重要职务。

对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的有关政策，个人的感受也很深刻。40年来我和许多工商业者一样，受到了不少冲击或委屈。1952年，我被认为有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而受到了处分，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这些错案后来都实事求是地改正。

1979年以后，我被推选为省工商联副主委，全联执委、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等重要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还担负省政协“三胞”联络委员会、工商联对外联络工作，使我能有机会发挥所长，在海外广交朋友，宣传政策，穿针引线，协调关系，为支持“四化”作出一些贡献。在交往中，港澳一些新老工商界朋友，曾对我们这些从香港回来的人，历尽风风雨雨，至今仍坚持在岗位上工作能表现不理解。我便耐心地向他们解释，用新旧社会对照比较的方法，给他们讲我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我对他们说：每个炎黄子孙，都热爱中国，渴望祖国繁荣昌盛。全国工商联提出“坚定不移跟党走，竭心尽力为四化”的号召，是我们广大工商业者自觉的誓言和信念。40年来，我们的不懈努力不正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这个信念吗?不久前，我曾赋七言律诗一首，以表此心：

培育情殷早铭心，尚挥余热报知恩。

四十春秋甘苦共，喜览神州气象新。

在庆祝九十寿辰祝寿宴会上的答谢词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

今晚有机会参加民进广东省委、民进广州市委、培正中学董事会、广州培正级社代表大会、广州培正同学会、广州培正中学、广州东山培正小学、广州西关培正小学以及红蓝摄影社联合为庆贺我九十寿辰举行的祝寿宴会，对上述单位的盛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忆我一生中走过的主要历程，自从十八岁在培正中学毕业后继续到上海投考沪江大学，但适逢抗日战争爆发被迫辍学返回香港，在父亲创办的何世昌药厂经商。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我受到表兄陈秋安(原岭南大学教授、后任广州市副市长)经常启发我爱国的思想。广州解放初期，我即从香港回来接收旧市商会，后来改名为广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直至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筹备成立，我的长辈邓文钊(原任香港大通银行总经理、后任广东省副省长)调我到省工商联任秘书长。我一直在省工商联任全职工作，担任常务副会长。直至六十岁。省委统战部仍不同意我退休，直至八十岁才同意为我办理正式退休手续。这些事实说明，党与组织对我的信任和重用，我永远不会忘记。

自十八岁在母校培正中学毕业几十年来，对母校教育培养我的恩典感受很深，八十年代初，在培正中学被某师范学院占用，在校园四分五裂的时候，我即连同部分校友协助母解放校收回校址的工作，陆续将母校原有校地全部收回。与学校领导开展继续办好培正母校的工作，并成立了董事会，担任副董事长多年。到广东省教育厅要评选省一级学校时，又主动回母校担任申办省一级学校领导小组组长，协同学校领导一起参与评选的准备工作，加强学校软硬件设施，以符合评选条件，最终学校被评上省一级学校，为母校争得荣誉。我担任副董事长后任董事长，所做的一切工作及取得的成绩，是与母校教育及校领导广大师生、校友的支持分不开的。

我参加民主党派工作，是受表兄陈秋安的教育和影响。在广州解放初期，我参加了广州民进的筹备工作，当时党派经费困难，机关干部也只有几个，我主动捐赠了几套办公桌椅，为协助广州民进组织尽快开展工作出了一分力。我是广州最早期的民进会员之一，多年来我有很多机会与民进中央及省市组织领导接触，受到他们的关心和教诲。后期因为统战工作分工的关系，我没有在民进组织任职，被分配到省工商联工作，并担任领导工作几十年，几十年来，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党和民进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曾应省委统战部要求，为庆祝建党六十周年撰写了《风雨同舟四十年》一文。我现在已九十高龄了，如果要再写纪念文章的话，便是《风雨同舟六十年》了。我退休后党和组织对我关怀备至，组织仍按副厅级待遇给予我各方面的方便和关怀，使我生活安稳，能安享晚年。这些事实，想起来历历在目，更坚定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决心。我今年已九十高龄，因年龄和身体关系不能继续工作，但我仍可以以我各方面的关系，为党和统战工作尽一点绵力，报答党和民进组织对我的信任。民进组织很关心我，每逢过春节，民进省、市领导必定在百忙中抽空上门慰问，使我感到作为一个老会员的温暖。我决定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热，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今天各级领导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为我庆祝九十寿辰的宴会，让我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激，多谢大家!

广州培正中学董事会 董事长何信泉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