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遏制民族离散力与增强民族凝聚力，是个可以合二而一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一定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较高水平的生产力、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和与时俱进的民族新文化。

[关键词]生产力；政治文明；民族新文化

遏制民族离散力与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异曲而同工、殊途而同归的要务。本文拟从遏制离散力的角度入手，侧重讨论有关条件问题，旨在强调：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对于遏制离散力、增强凝聚力，都是不容忽视和完全必要的。

一、关于较高水平的生产力

在诸多遏制离散力的条件中，较高水平的生产力最为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这从根本上揭示了遏制民族离散力的根本规律。

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所以举足轻重，不仅是因为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生产力处于较高的水平。否则，汉民族便无从帮助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力，少数民族也无从为汉民族高势的生产力所吸引，各民族的融合便难以借助物质生产的纽带巩固和发展下去。从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生产力水平不同的社会变迁，在变迁中，越是进至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社会形态，凝聚力就相应见强，离散力就相应见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凝聚力渐强和离散力渐弱更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就表明：要遏制离散力，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不断创造较高水平的生产力。

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是不会自行提升的，也难以一蹴而就地达到理想水平。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势必要左右离散力的消长。　

第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应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但中国的国情是，人民共和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脱胎而来，其生产力发展的起点，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努力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必须创造足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体现足以让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的经济发展“奇迹”，否则，在确切意义上，便难以奠定各族人民大凝聚的经济基石。如果，新中国在经济领域不能显示其优长，甚至在经济发展速率方面逊色于资本主义，那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民族主体（大陆人民），其凝聚力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2]，就会被种种封建主义残余所涣散破坏；包括台、港、澳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凝聚，就无从进至与时代相适应的理想境界。所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使之在确切意义上获得优于资本主义的业绩，是发展生产力的重中之重。

第二、经济工作与其它工作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经济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种种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矛盾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必须看到，中华民族内部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唯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化解这类矛盾，进而有效遏制离散力。然而在实际上，冲击经济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改革开放前，政治冲击经济成为时髦，以至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奇谈怪论。至于文化对经济的冲击，更可以在导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出现所谓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之类碰撞。无论何种对经济的冲击或碰撞，都要付出释放离散力的沉重代价。因此，李瑞环曾深刻地总结说：建国以来的成绩和挫折都证明，只有搞好经济工作，事业才能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利于形成更大的共识，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共同奋斗。可见，发展经济是遏制离散力的必由途径。

第三、“国内”经济与“海外”经济的矛盾

中华民族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也是去国离乡的海外游子最多的民族。从历史上看，大量人员移居国外，有其深刻经济根源。近代广东所以有大量人员出洋谋生，原因之一是“地狭人稠”“农力已竭”，“人多无田可耕，野无不耕之地”[4]。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移居国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经济始终是重要的动因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却难以通过经济纽带，加强与祖国人民凝聚。在近代，他们一度被视为“弃民”；在当代，也一度被视为谈之色变的“海外关系”，以至于人们避之唯恐不急。实际上，国内经济与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功能。国内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克服人们因生计无着被迫出洋的现象，改善华侨、华人在居住地区和国家的地位；广大华侨、华人也不乏通过经济报效祖国的良好愿望。所以，割裂两种经济的联系，无异为离散力提供方便，反之，则不失为抑制离散力的重要举措。

第四、大陆经济与台湾经济的矛盾

时下，中国还没有在确切意义上实现完全统一，还呈现出大统一、小离散的局面。虽然香港、澳门业已回归祖国，但是台湾依旧处于游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妨碍两岸统一的主要障碍之一，依然是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尽管大陆在不少方面优于台湾，但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却没有多少优势可言，以至于两岸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存在不小的反差，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大陆吸引台湾的力度。因此，邓小平指出：大陆必须在“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5]。如果放眼整个国际环境，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即国外敌对势力总是利用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水平差距来离间两岸关系，从事对大陆的渗透和分裂活动，支持背叛民族的各种离散势力。

所以，无论现在和将来，努力创造较高水平的生产力，是遏制民族离散力的首要条件和第一要务。

二、关于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

在诸多遏制离散力的条件中，较高层次的政治文明至为关键。

在多元的社会中，社会各利益群体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免要发生与其他群体的磨擦、碰撞甚至是激烈的冲突。政治的根本任务恰恰在于，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就遏制离散力而言，政治因素至为关键。

政治是人的政治，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也存在着腐败与良善、野蛮与文明的重大差别。政治越是文明就越能释放凝聚力，反之就越要滋生离散力。不言而喻，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正因为此，马克思早在1844年使用“政治文明”概念时，就是把“集权制和政治文明”对立起来的[6]。其后，毛泽东在1939年也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7]。再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致力于“民主化”和“制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要一步一步前进发展；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8]可见，民主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灵魂和内核。

因为，在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不可能存在确切的制度文明，所以，中国古代、近代的政治制度，均带有野蛮的烙印，均毫无例外地要滋生出离散力。在当代，人民共和国已经将制度文明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首先，结束了少数人对多数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第二，坚持以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为原则。第三，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等一系列外交方针政策。这就说明，在根本制度上，人民共和国已彻底铲除了滋生离散力的土壤。但是，必须看到，共和国的政治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还存在若干缺陷和亟待完善之处。

第一、政治权威的民主集中制存在着变形的缺陷

这主要表现在权力过于集中方面。“民主”与“集中”是一对矛盾，需要理顺二者的关系。究竟“民主”大于“集中”，还是“集中”大于民主？如何体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如何认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人们，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以“集中”取代“民主”、名为“民主”实为“集中”的现象时有出现，所谓“家长作风”和“一言堂”正是“民主”与“集中”不对称的表现。实际上，举凡“家长作风”、“一言堂”等，是以“专制”为其灵魂和支柱的。在现代国家，政治权威内部民主生活的不正常，不仅要阻滞全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而且潜伏着难以估量的政治灾难。那场并非由政治权威“民主”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和“一言堂”保有绝大的关系，其结果是：共和国的宪法竟不能保护共和国的主席，宪法赋予公民的多种权力竟被无情地剥夺，臭不可闻的“血统论”竟横行天下，斗殴掠杀竟成了“革命行动”。这样的悲剧表明：在政治权威内部，必须建立民主制度的刚性保护机制，否则，还有可能重蹈“文革”之复辄，重现山头林立、派系纷争的离散局面。

第二、公民的“主人”地位存在着错位的现象

这主要表现在公民的“主人”的权力被蚕食和虚化方面。由于在法理上，公民有权“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有权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在“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占有分额，有权制约各级管理者，其“主人”的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不少“主人”地位失落和“公仆”错位、越位的现象。例如，农民不仅要养活太多的基层干部，还要承受诸多的其他经济负担；乡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土地的支配权，还屡屡出现利用土地发包、土地使用权出售等从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乡村公共工程的建设不是取决于农民“主人”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干部创造“政绩”的冲动。又如，工人通常不能真正行使民主权力选举企业领导，不能真正参与企业各项重大决策特别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反而常常被“公仆”视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一旦企业经营不善，便难以走出减薪、开除、下岗和分流的阴影。当前，屡有所闻的干群矛盾，正是“主人”地位失落的反映。这就表明：必须健全落实民和法制的配套运行机制，否则，便难以在确切意义上构建上下一体、紧密凝聚的和谐社会。

第三、化解矛盾的制度和法律存在缺位的问题

毋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和公民对民主政治的要求相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还严重滞后。一方面，政府管理职能越位的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在制度和法规上又有不少忽略协调社会利益群体关系的盲点。改革确实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又使过去曾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居中心地位的社会群体边缘化，甚至沦为弱势群体。如果这类弱势群体缺乏制度和法规的强力支持，不能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成果，甚至为现代化所遗弃，就有可能与政治权威离心离德，甚至成为危及稳定的“震源”。腐败被称为“政治癌症”、“最大公害”。虽然道德沦丧、监督乏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但制度缺位、法规缺失，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时下，建筑、教育、医卫等行业被公认为腐败的重“灾区”，其中许多腐败行为所以得逞，就与制度和法律缺位密切相关。成克杰贪污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把广场的房地产承包给港商，港商报以回扣，承包完全由成一人拍板定案，其中显然存在着运作规则和监督制度缺位的漏洞。可见，如果制度周密，无缝可钻，那么，腐败分子便难有可之乘机，腐败现象便难以泛滥，因腐败而产生的社会离散情绪也可以大为化解。

当然，提高政治文明的程度特别是制度文明的程度，不仅需要在体制内进行自我完善性质的政治改革，同时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现有成果，甚至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议会开放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普选制度，舆论监督制度，民意测验制度，公务员财产经济公开制度等。

三、关于与时俱进的民族文化

在诸多遏制离散力的条件中，与时俱进的民族文化不可或缺。

中华民族文化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有漫长的传承性；既有丰富多彩的内涵，又有暇玉并存的现象。这是因为，其成分包含有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剥削阶级文化、劳动阶级文化、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政治文化、民俗文化、本位民族文化与外来民族文化等。与此相应，其内容既有反映民族整体利益和社会进步力量意志的部分，又有反映狭隘群体利益和腐朽力量意识的部分。所以，面对民族文化，必须下一番分辨良莠的功夫，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与时俱进的民族新文化。

显然，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某些东西是有害无益的，如传统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重礼轻法”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男尊女卑”、“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即是。其所以有害无益，是因为明显地有悖公理。诚如孙中山所说：“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也，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9]这里的“三纲”、“三从”之类，正是孙中山所说的“不合于公理”者，即易于滋生离散力的文化糟粕。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另一类东西，则介于精华与糟粕之间，或者要视情况而定，人们难以对之加以把握和分辨，如“重义轻利”、“中庸之道”等即是。以“重义轻利”而言，如果追求的是狭隘的小团体之“义”，舍弃的是全民族的“大义”，则毫无可取之处，反之，则可以归为精华之列；如果所轻之“利”是芸芸众生的生计之利，或是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之“利”，则不免陷于谬误，反之，轻薄的是一已之私利，保全的是公众之大利，则大有发扬光大的价值。以“中庸之道”而言，如果用之于处理敌我矛盾，则显然不足为训，相反，用之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不失为传世经典。所以，对于这类民族文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都失之偏颇，只有根据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般地说，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是经过对传统文化的“扬”和“弃”发展而来的，是与时俱进的文化结晶，较能与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相适应，具有凝聚民族的特殊功能。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如此。然而，视当代文化为纯之又纯的无暇之玉，则是一个绝大的误会。

无论如何估计，当代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含有若干滋生离散力的杂质。由于传统文化传承性，那些有碍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糟粕部分，还可能顽固地潜伏下来，并且不时地演化为家族主义、宗族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从而继续释放出滋生离散力的能量。另一方面，还可能出现新的以否定优秀传统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分裂现象。在台湾，就曾出现过台湾文化是“海洋文化”的论调，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对立，以便为“台独”制造文化根据。近年来，台湾当局愈演愈烈，大有“文化台独”之势。他们热衷经营“台独文化”的基地，公开支持岛内某些高校新设与中国文学系对立的台湾文学系，试图将“台湾史”从“中国史”中独立出来。这种出现在台湾的文化现象，浸透了“台独”的毒液，决不可低估其离散民族的负面效应。因此，要构建与时俱进的民族新文化，既要清除传统文化的残余糟粕，又要过滤“时新”文化的有害毒素。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事物。中华民族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过程中，还必须高度重视外来文化这个问题。对外来文化，必须做出分析，按照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是非观和发展需要，吸收其合理部分，杜绝其有害部分，既要排污，又不排外。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更要警惕其水银泻地式的文化渗透和明目张胆的文化入侵。早在1961年，美国官方的一份报告就宣称：要把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教育等，一概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战”的不同“兵种”。一篇题为《好莱坞对抗共产主义》的文章更加杀气腾腾地叫嚷：“美国影片是对共产主义最有效的摧毁力量”。应该看到，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唯一大国，阻止霸权主义的“红色屏障”，遏制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扩张的“政治劲敌”，在此情况下，中华民族和民族的国家必须加倍警惕外来敌对势力的文化攻势，必须过滤其对内渗透的文化杂质，将导致引进离散文化的严重后果。

总之，要构建与时俱进的民族新文化，就必须把握引领潮流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应该也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文献：

[1]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

[2] 邓小平文选[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69.

[3]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A].学习中共十五大文件讲解[C].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5.

[4] 光绪朝东华录（四）. 北京：中华书局，1984.4461～4462.

[5] 邓小平文选[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0～24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8.

[7] 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88.

[8]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68， 208.

[9] 孙中山全集[M]：第1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1.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