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兴登(1922-2002)，广西桂平市马皮乡人，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常委，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民进广州市委主委，现是广州民进名誉主委。范兴登是中国民主促进会早期会员，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为统战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精力。

一、胸怀壮志，投身抗日救亡与反蒋民主运动

范兴登于1922年1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辈之前没有人读过书，全家含辛茹苦，为了培养一个读书人，范兴登才有了读书的机会。

1938年秋，广州沦陷，日寇在广西狂轰滥炸，正在桂平得州中学读初中的少年范兴登已立志报国，遂投笔从戎，报考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足迹遍及广西城乡边陲，宣传群众，组织民众，动员参军，发动捐献，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2年，他到重庆就读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正值日本投降，他返回广西，不久到广州，转香港。26岁时，经司马文森和梁园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此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在香港，他与胡明树、陈芦荻创办了“学生文丛”，向中学生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宣传活动；接办“南国书店”，出任经理，出版、发行进步书刊（其中包括陆诒编的民盟刊物《光明报》），因为出版《战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宋学范“劳协”的《工人大团结》等书刊，被香港特务机构“东方行”多次传讯，每次范兴登都沉着应对，使敌特无机可乘，掩护了有关人员。南国书店还与进修图书馆合作向青年出借图书，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南国书店还经多方面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向东江纵队输送了一批优秀青年，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在香港，民进组织坚持活动，每星期都利用晚上时间在陈秋安、马宝道家里开会，讨论时局，研究对策，范兴登是积极的参加者。在形势紧张，出现险情时，他与陈秋安及时把民进的档案转移到九龙牛池湾其安化工厂内，保护了组织。

二、立会为公，献身民进

范兴登26岁加人民进后，全心献身民进的事业。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他回到广州。40多年来，他从民进中央到民进广州市委会，一直从事民主党派的工作，为党的统战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

广州解放后，从香港回来的民进成员只有六人，范兴登是其中之一。1951年，许广平通过中央人事部，从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把他调到民进中央工作，不久又调回广州，担任广州民进秘书处主任，实际是担负民进广州市委的筹备工作。当时广州民进的主要成员是工商界人士，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很重视民主党派的工作，在有关单位成立了“协助民主党派发展”小组，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并介绍了42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教学骨干加人民进，其中有陆向苍、黎克明、邓宝华等，使民进增加了教育界成员，改变了以工商界为主的状况。当时广州民进的第一届筹委会主任是陈秋安，陈秋安虽然当过岭南大学教授，但与工商界关系较多。民进在教育界发展成员，陈秋安则显得不大适宜，筹委会经研究，反复比较，觉得当时的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比较合适。于是范兴登带着这个任务，与许广平一起在太平南路的“白宫”第一次与许崇清交谈，许广平与许崇清是同胞兄妹，发展许崇清，在谈话时有所不便，主要由范兴登讲话。后来，筹委会把这一工作向民进中央反映，得到中央的关心和支持，经过多方工作，许崇清同意加入民进。

在筹备期间，范兴登经常与华南分局统战部的何铭恩到基层开座谈会，宣传民进的历史、性质、任务，吸收了不少人入民进。有一次举办全市教师招待会，影响很大，到会数百人，都是各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有名的教师，如张兴孝、沈琼楼等。会上，许崇清同志发表了讲话，民进的局面逐步打开，改组了筹委会。1953年2月22日，民进广州理事会成立，许崇清任主任。从筹委会到理事会成立，范兴登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以后的40多年里，范兴登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公而忘私，为民进的事业而献身，为广州民进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50年代，民进曾想筹建广东省民进组织，民进中央指定许崇清为筹备小组组长。此事曾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杨康华部长商议，他表示支持。但后来因政治运动，筹备小组停止了活动。直至1981年，民进中央重提筹建民进省组织的问题，并指定陈一百为筹备组组长，5月1日，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广州民进市委会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当时省筹委会没有专职干部，广州民进也只有十七个工作人员，是省市两块招牌，靠广州市一套人马工作。在筹委会领导下，范兴登是日常工作主要负责人，他奔波劳碌，积极工作，仅用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带领筹委会的干部，在全省十三个城市建立了组织，为建立省民进组织奠定了基础。

省筹委会成立时，只得一万元开办费，经费不多，怎样用在刀刃上是范兴登经常考虑的问题。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既是省筹委会，应该先添置些办公设备，像个样子，但范兴登不这么想，他没有用这笔经费购置家具和办公桌椅，改善办公条件。而是做好思想工作，把全部经费用于筹建地方组织，而省筹委会用的都是50年代留下来的旧桌椅柜子，没有添置一件新设备。

筹建地方组织，困难很大，但范兴登并不畏难，当时他已年近六旬，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充沛的精力，奔走于全省各地。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好？真可以说到了朝思暮想、废寝忘餐的地步。当时，范兴登紧紧抓住三点：一是争取当地党委和统战部的支持；二是争取有代表性的骨干人物参加；三是派出工作得力的干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趁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东风和省统战工作会议的时机，他积极与各地统战部联系，争取统战部门的帮助支持。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有些地方的个别同志还不了解民进，觉得“有民盟，为什么还要民进”，“民进要发展，只能是小学老师”，甚至不愿抽时间见民进的同志。但范兴登不气馁，硬是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直到该同志回来，他的热情、诚恳感动了地方统战部的同志，终于使这个地方的民进组织得以顺利建立。

为了把工作做好，范兴登和筹委会的同志，每到一个地方建立组织，都必定先反复讨论研究，思想认识统一后才出发。他们在工作中总结出“一字开花”的方法，即物色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力的，能起骨干作用的人物发展入会，然后靠他开展工作，发展成员，建立组织。13个地方、大多数民进组织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而且地方支部建立后，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筹备阶段便直接由支部成立了市委会和县委会，大大提高了效率，加快了组织建设的速度，虽然每个地方的筹建工作只得100元的经费，就已经实现了开花结果。

用好干部也是省民进筹建工作顺利开展的原因之一。当时在筹委会的干部中有三位是共产党员：徐幽明、周绍尧、赖世芳，他们有着较高的觉悟和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以他们是党员又是民进会员的身分到各地谈建组的问题，比较容易沟通，他们为民进组织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赖世芳还因此立功受奖。这也反映了范兴登善于使用干部的一面，当时他还写了一首诗鼓励干部：

油油春雨垦春泥，大地回春听子规；

南粤早春须早种，萧萧战马奋奔蹄。

三、淡泊名利，求贤让贤

1950年，民进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范兴登是广东四个代表之一。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民进中央要广州选出一位年轻的候补委员，陈秋安找范兴登商量，要他担任，但范兴登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年纪轻，没有什么代表性，应找一位威信高，代表性强的同志；广州市召开人大、政协会议，他也总是再三推辞，让别的同志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50年代，市民进要他当秘书长，他说：“我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不肯担任。他认为，自己是专职干部，能做事就行了，不必再担任什么职务。于是他把正秘书长的位置空着，寻找代表性强，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70年代，干部提级，但当时的指标只有40%，根据范兴登的表现，大家提议他升一级，即从十四级提升十三级。十三级是高干级，从十四级升到十三级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关键一级，但范兴登却没有要，而把这次提职机会让给了级别比较低的同志。

“文化大革命”后，民主党派恢复活动。民进原有的八位正副主委只剩下范兴登，其余的都相继去世。当时不少成员都提议让范兴登当主委，他又推辞了。他积极向民进中央建议，请求选派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主委的职务。后来几经商议，得到市委统战部的帮助，找到了陈一百同志。范兴登即带领全体常委上门拜访陈一百，恳请他担任民进的领导。陈一百研究了民进的情况和范兴登的为人，高兴地同意了。省筹委会成立后，陈一百上了省民进，广州市民进的主委又缺了，范兴登任市民进主委应是顺理成章的，许多会员也都有这样的要求，但范兴登依然辞让，他还是觉得民进的主委应是一位在教育界有威望的人，于是他找到了廖奉灵，直到廖奉灵卧病以后，他不得已才当上了市民进的主委。

四、维护领导，工作认真负责

范兴登不仅处处让贤，而且甘当助手，总是不遗余力支持、帮助会领导开展工作。民进广州市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几乎每星期都到许崇清主委处汇报工作，面听指示。各副主委家他也经常上门，和他们的家人也很熟，会领导的对外发言稿，多由范兴登亲自动手撰写，他总是把稿提前送交领导审阅，供领导参考。他的主动、负责，受到主委们的赞赏。

反右斗争的狂风暴雨，对民主党派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大鸣大放的时候，有些基层组织自动召开座谈会鸣放，要求民进市委会派领导参加，面对这一情况，范兴登分析了形势，考虑再三，并为此召集专职干部开会，他认为：基层开这样会的具体情况和目的尚不大清楚，要领导去参加无非是为他们撑场面，要去由我去，其他正副主委不要通知他们参加，并宣布：谁请领导去参加谁负责，后来，市委会召开基层会议，研究讨论鸣放问题，他请陈秋安不要在会上讲话，由他来讲。他反复考虑，先写好稿子，小心讲述，然后又把讲话稿打印出来。当时，有些同志不理解他的做法，在会内指责他，但今天看起来，正是因为范兴登的稳妥做法，保护了会的领导。反右开始后，有些基层成员在运动中说是民进要求他们鸣放的。有关方面看了市民进下发的关于鸣放问题的文件和范兴登的讲话稿，才了解真相，从而减少了反右斗争对民进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党派受到猛烈的冲击。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没有把领导推出去，而是挺身而出，说自己是真正的当权派，“责任由我负，有什么事我来承担，不要去找别的正副主委的麻烦。”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动乱中，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机关，完全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面对造反派的刀枪，他镇定地处理会的各种事情，保护了会的财物、档案。民进中央知道情况后，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孤臣孽子”，忠心耿耿为民进。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期间，民主党派又经受了一次考验。当时众议纷云，思想混乱，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应明确表态，支持上街游行的学生，有些会员向民进市委会请示，应怎样看待事件。在这紧急关头，范兴登作为广州民进的主委，他没有回避矛盾，又一次挺身而出，坚持贯彻中共省、市委的指示，把定了方向，使民进广州市委员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受到了民进中央和中共广州市委领导同志的表扬。后来，有人向他问及此事，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我只坚持一条，那就是坚信党的领导，始终和党一条心。几十年来，范兴登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范兴登热爱自己的工作，他把民进的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他工作深人细致，关心同志。记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亲自策划，带领机关干部开辟场地养猪。他还向养猪专家请教、学习，从猪的配种到接生他都亲力亲为，使民进成为当时全市40个养猪先进单位之一。在三年经济困难的日子里，使机关干部每人都能吃上猪肉，改善了大家的生活。喜庆活动，会员们能吃上机关的猪肉也十分高兴。他一向重视基层工作，50年代经常深入基层。每次开会，他必首先到会，站在门口接待会员，一一与他们握手问候。当时会员有六七百人，他一见面都能叫出名字。恢复活动时，有次他参加一所中学的小组讨论，大家阔别了十年，许多人见面都不认识了，他却能一一向到会者介绍，令一位中学教导主任感动的说：“事隔这么久，还有人记得我，真感到组织的温暖！”正是由于他和干部们的努力，很快很多同志都回来参加活动，使民进这个会员的大家庭又充满了生机，热气腾腾。

五、发挥优势，积极办学，服务社会

发挥优势，服务社会，应是民主党派应尽的义务。民进的优势在教育，但当时广州民进市委会正忙于省民进的筹建工作，是“两块招牌，一套人马”，没有力量搞办学工作。直到民进省委会成立后，才抽出力量开始办学，此时已比广州市的兄弟党派迟了两年多。

在范兴登的关心、支持下，市民进办起了两间学校，一是侨光财经学校；二是培才文化技术学校。范兴登亲自担任两校的校务委员会主任，为办学工作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十年来，两间学校有了较大的发展。侨光财经中专升格为侨光财经辅导学院，培才文化技术学校也发展成民进职业培训学院、培才职业高级中学，并承办了市95中学。由民主党派承办政府办的学校，这在全省是第一间，对改变政府包揽办学，开拓多渠道办学，是一个大胆的有益的尝试。现在侨光财经辅导学院已有二年制大专班、国家承认学历的财经成人和全日制中专班、电视大学分校、自学考试大专和本科班、会计培训考证班等五个分部。培才也形成了职业培训学院、职业高中、文化技术学校一个系列。两校现有学生一万多人。两校学路之广，规模之大，在社会上是颇有声誉的。民进中央给予他们先进称号，市教育部门也给予他们先进称号，民进广州市委员会也因为办学成绩卓著，为教育改革作出了贡献而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表彰。

民进办学的成绩，范兴登功不可没。他强调办学工作首先要讲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端正了办学方向；他选派了有魄力、有经验的同志担任学校领导，形成了坚强有力的校领导班子；他鼓励创新开拓精神，调动了办学人员的积极性；他具体帮助学校解决办学工作中的不少困难和问题。为了搞好办学工作，他经常让出自己办公用的车子，供两校外出联系工作；他甚至连自己的办公室也让了出来，自己到小阁楼办公，而使学校解决了办公场地的问题。后来市民进搬到广州大道中39号民主大楼新址办公后，他毅然把北京路全座五层办公楼，700平方米面积全部给两校办学使用。有人对他说，北京路是黄金地带，要是把北京路的大楼租给别人开商场，办公司，一年少说也有一百几十万的收人，自己干手净脚，何必这样辛苦去办学。民主党派的干部只取国家工资，没有什么奖金来源，生活是比较清苦的，这个提议应是很有吸引力的。但范兴登却一笑置之，他说：“办学是为国分忧，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无价之宝，要我放弃办学，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干的。”

40多年过去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坎坷磨难，从未动摇过范兴登为民进的事业献身的决心。已经是75岁的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他仍在不知疲倦地为民进的事业，为统战工作努力奋斗着，他愿为此献出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