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原市民进主委廖奉灵
廖奉灵同志1903年出生于澳门，1994年逝世于广州，终年91岁。她系广州市番禺人，信奉基督教。
廖奉灵早年留学美国，攻读历史和教育学，1931年获密执安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任广州私立协和中学第一位中国人校长达20年。广州解放后，自愿把学校献给政府。她历任广州市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1956年加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第六、七届中央委员、广东省筹委副主委、省委第一届副主委、第二届名誉主委、广州市第七届主委、顾问，广东省儿童福利会副会长、广州市儿童福利会会长。她将整个生命与教育事业溶为一体，亲手培养的学生遍及五湖四海，许多已成为社会栋梁：有幼儿园园长、中学校长、医院院长、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副市长；还有不少在国外荣获硕士、博士学位。有人用“桃李满天下，结果海内外”来赞誉这位老教育家。她这九十余年的人生道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
（一）
廖奉灵的父亲廖德生是一位爱国医生，又是孙中山的同学，早年加人兴中会，后任孙中山元帅府的顾问。1912年，孙中山到岭南学堂演讲后，亲切地握着时年九岁的奉灵的小手说：“小灵，你要用心读书，一生为国争光，做革命的好后代……”这铿锵有力之声，她深深记在心里。廖奉灵从小就受到父辈“教育救国”的民主思想的熏陶，自小同情贫苦百姓，她成年仍记得小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开办了一间幼儿园，专门收容街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孩子们穿上新衣，在兴高采烈地笑呀、唱呀……这玫瑰色的梦预示着她的志向、她的追求、她的理想。
1924年在岭南大学毕业后，梦幻成了现实，她先后在培道、粤华、明远、执信中学执教，但她觉得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于是，她决定出国深造。
（二）
1931年，廖奉灵带着密执安大学的硕士学位、带着金色的愿望又在岭南大学预科的教坛上出现了。不久，由于外国人办的协和中学要改由中国人当校长，既有学历、声誉，又有魄力的廖奉灵便成了理想的人选。30年代协和中学所在地——广州西村，是荒无人烟、野草丛生、盗贼出没的地方。她如果不离开岭南大学，完全可以成为教授，何苦去当“开荒牛”呢？然而，她想到了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想到了中国人应有的志气，她还是去了，终于成了清末协和建校以来第一个中国人校长。
到了西村，她和师生们除草、开路、挖水井，还带头捐钱建校舍。她不但办中学、小学、幼儿师范，还设法集资开了一间“西村平民义校”，专门免费让穷苦小孩读书，并委派得力学生当校长。廖奉灵呕心沥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协和很快与真光、培正、岭南等名牌学校并驾齐驱。从协和保送的学生都可以免试直升岭南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南京大学）等当时全国一流的学府，可见协和当年声誉之高。
日寇侵华的炮声使许多学校被迫停课。为了使正在兴旺的学校生存下去，廖奉灵四处寻找迁校的地点，并提出“为民储才，坚持抗战”的口号。对老师则提出“有饭吃饭，无饭吃粥，无粥自备”的要求。绝大部分学生家长十分信任廖校长，所有老师更舍不得离开她。学校先是迁去台山县公益埠，因日寇轰炸频繁，最后迁去澳门。
到了弹丸之地澳门，那是廖奉灵一生最艰苦的岁月，不但在教书，还要整天为全校几百师生的口粮操心，由于战乱，不少学生与家长失去联系，不但交不起学费、膳费，而且连生活费也要求助于学校。由于廖奉灵对学校的高度负责，对师生的时刻关怀，得到全校人员协力同心的支持。当时吴贻荪老师就曾把个人画展义卖所得款5000元（白银）全数给了协和。师生们虽然常常靠番薯、玉米、眉豆充饥，但仍然努力教书和读书，并在校长带领下，为前方抗战士兵做棉衣、棉鞋等慰劳品或到难民营和街头宣传抗日。他们为抗战募捐而演出的当时名剧《放下你的鞭子》，曾轰动了整个澳门，连总督也前往观看。那时澳门也有不少日本奸细和浪人，有人担心师生们会遭毒手，但大家心向祖国，毫不畏惧地坚持宣传“抗日必胜”。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人们看到了这位校长不为财不为名，一心为教育的高尚品格。
（三）
当五星红旗在协和中学升起之前，有些好友亦劝她到美国定居，但她都坚定地说道：“我和学校要共生死，教育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任何政府都不能没有学校，我相信新政府也会这样……”。她留下来了，并心甘情愿地第一个带头把渗满她的汗水和心血的协和女子学校献给新中国。她后来调任市一中任副校长、市二十四中校长、市教育局副局长。无论在哪里，她一样辛勤地耕耘，关心幼苗成长。1956年她光荣地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毛主席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请她代向广州市的教师们问好，顿时，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不禁回想起自己投身教育事业多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得到如此高的荣誉，她庆幸自己作出留在新中国的选择。
正当廖奉灵竭尽全力为教育多作贡献之际，“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把这个年已64岁的老人隔离于粤北山区之中，不管如何的“审查”她，她始终坚信：八亿人口的文明古国还需教育！需要园丁！需要文明！“长夜终要逝去，曙光一定出现”。廖奉灵默念着这首外国民歌，熬过了六年身陷囹圄的生活。1972年以后，她又重新以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政协常委、市民主促进会副主委的身份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1979年，廖奉灵应弟弟之邀到美国芝加哥探亲，来自美国各地和加拿大的200多位原“协和”学生闻风而至，含着热泪感谢老校长培育之恩。有些学生愿出资购买洋房、汽车，殷切地劝她留在美国安度晚年，但她都一一婉谢了。
（四）
当春天又来到羊城之际，步入古稀之年的廖奉灵更加珍惜自己的晚年，积极为祖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1979年，她带头和市政协六位老人办起了市政协业余外语夜校，这就是被人们传为佳话的“七老办学”。1981年她担任民进广东省委副主委和民进广州市委主委的职务，十分重视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做好海外联络工作。
廖奉灵十分重视幼师培训，她常说幼儿是祖国的未来，幼儿教育质量的好坏影响中华民族的素质。在美探亲期间，曾多次回母校——密执安大学里听课，探索外语教学、幼儿教育的方法，并又专门收集一批幼儿教育书籍带回广州，分送有关单位。广州儿童福利会在1981年成立，她被选为会长。为了改善儿童福利，她到处奔走，发动募捐，市精神病院儿童室和广州市的一些儿童活动场所，均渗透着她的心血，她从美国探亲回国途经香港时，港澳协和校友们听了老校长畅谈有关祖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时，受到鼓舞，她们决定把原协和学校在澳门的一笔待处理校产，提取20万港元分别捐献给广州市第一师范学校和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表示协和校友的赤子之情。这一件件、一桩桩都凝聚了廖奉灵对祖国下一代的关怀。
岁月流逝，风雨洗礼，可以使人变老，但生活在苗圃里花丛中的园丁却永远年青。廖奉灵即使躺卧病榻，但仍关心着祖国的教育事业。当她病重的消息传出后，海内外的学生一致要求：要在原协和女子中学（即现在的第一师范学校）里建“奉灵堂”以赞颂这位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老校长。当消息传到她那里，她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建议建一座“教师堂”，楼上给协和校友会用，楼下作老师文娱活动场所。她的心灵是多么纯洁而高尚，望着她那慈祥的目光，不禁令人回想起她在一次病危的日子里，昏迷中时时反复地说的一句话：“给人要多些，拿人的要少”。这是她一生信奉的格言和座右铭，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